名为奖励、实为门槛？跑单奖励让骑手陷入不停接单困局******

　　看似“跳一跳就能够着”，实则掉进“连环套”

　　跑单奖励让骑手陷入不停接单困局

　　专家建议，平台算法设计应更人性化，保障骑手身心健康

　　本报北京2月2日电(记者刘小燕)晚上10点，阿峰送完了最后一单外卖。回家打开软件后，他看到了上月跑单收入的最终数据：1月共收入15401.36元，其中活动奖励收入3342.6元，占比近22%。

　　春节前后，多名外卖骑手向记者反映，跑单数量越多，获得活动奖励的机会越大，赚取的奖励金额也越高。但名为奖励、实为门槛的设置，也使骑手陷入不停接单的劳动困局，甚至产生安全隐患。

　　“平台的活动每个月都不一样，但都是需要完成不同门槛的配送任务才有奖励，总之就是要多跑单。”据阿峰介绍，他1月31日参加了早中晚三个时段的“跑单礼”活动。按活动规则，阿峰在9点~15点跑单，完成9单奖励21元，完成21单奖励59元，完成27单奖励87元，完成33单奖励126元。为得到最高奖励，阿峰在该时段跑满了33单获得了126元，但此时他已经7个小时没吃饭了。

　　由于完成任务量按接单时间计算，有骑手为了接够活动时间段内的单量，还会冒险接单。“有时时间快截止了，单量还没满足奖励门槛，有的骑手就会一边骑车一边刷手机接单。”阿峰说，还有骑手尽管电瓶车电量快耗尽了，也要先接单，就是为了凑够单量，但这样会引发道路危险。

　　实打实的奖励数字，对骑手而言是有效的激励，却也给他们带来苦恼：一旦某段时间跑单量下降，不仅影响当时收入，还会对后续收入产生影响。在参加工作日“午高峰收入加速”活动时，阿峰的每单奖励有时为1.2元，有时却只有1元。“如果上周送单少，骑手等级就会下降，奖励也就下降了。”阿峰解释说，想要维持高等级，多接单、多送单就少不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郭元凯认为，平台推行的跑单奖励活动是一种用工管理手段，但并非可持续的方式。这种额外激励，很容易诱导骑手产生“跳一跳就能够着”的挑战心理，这就无形中延长了骑手的劳动时间，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增加了骑手身心健康的风险。

　　阿峰也坦言，跑单奖励活动更像是一串甜蜜的“陷阱”：“就像一个连环套，跑够了第二档奖励，就想着再够上第三档奖励，慢慢就越接越多。全部都想拿最高奖励的话，一天得跑20个小时，一天三顿饭都没法准点吃。”

　　“不可否认，跑单奖励活动对于增加骑手收入、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具有积极影响，但骑手应根据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工作量，不要把获奖励看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郭元凯建议，平台应将算法设计得更加人性化，保障骑手的身心健康。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